有关单位的责任规定主要体现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五十六、六十四条，与政府责任规定关联甚大的是第六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对这类主体的规定有：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义务(第十一条)。法律将政府设定为突发事件应对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因为政府有能力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突发事件。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责任问题。而县级以上的政府领导对应急处置工作，应负领导责任。在这类事件当中，对事件有能力控制的团体(比如教派冲突当中的宗教团体)和个人(比如被纠纷双方诉求调解的人或对纠纷双方有较大影响力的人)负有稳定事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这种情况，法律规定共同负责似乎尚有必要。
[1]从立法语言分析，《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责任设定的条款多属柔性条款，刚性不够。为此，建议都追究责任。由于基本权利要求完全平等，这就需要在国家财政支出的分配上优先考虑基本权利，鉴于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强力地位与统摄（总揽全局）能力，依然可以认为执政党最有能力去关注。
尽管笔者比较大胆地从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依据与实体内容两个角度，把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两类四种，即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基本（宪法）权利与非基本（宪法）权利，但这种划分是否具有解释力以及解释力如何，还需要应用这种新类型，进行相应的理论与制度验证。[82][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299页。二、单一与复合和基本与非基本：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与解释张恒山教授在分析法律权利问题时指出：法律权利作为关于一种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和认可，表面上是由法律规则所规定的。[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62]只有当正式的国家机器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国家本身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另外，沃马克教授实际上认为，即使认为法治而不是立法民主（立法民主就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中国来说更重要，也可认为政党—国家民主化亦可成为中国法治的先决条件。
从对（中国）宪法权利研究所存在的种种缺失来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没有对（中国）宪法权利做出或使用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9]的划分。[26]依据贡献的不同类别，就可把中国宪法权利在内容上划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若将这种划分同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划分联系起来，就是基本权利是同单一宪法权利相对应的，非基本权利是同复合宪法权利相对应的。若坚持天赋人权论，那么杀人犯就不能被剥夺生命权，原因很简单，因为杀人犯也是人。由于政治参与权具有决定甚至决断的属性与意味，或者说，政治参与权的行使结果会直接关涉到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保障和配置，所以，政治参与权之间的冲突较之于政治表达权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就具有更为直接、现实与重大的影响。
而所有这一切，根源于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21]笔者认同按照贡献分配权利的主张（即贡献论），基本理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贡献论能够弥补天赋人权论的缺陷。试想：没有民事权利的贡献，国家与社会拿什么保证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分配？没有民事权利的健全与充分地享有与行使，非基本权利的自由价值是不是就缺少了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从而也就必然会破坏乃至毁灭国家与社会自由与繁荣的根基？因此，民事权利对宪法权利、民法对宪法在功能上的根基性作用恐怕无需多论。[56]从民事权利一端来看，其对宪法权利的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在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民事主体只是单一、片面地关注了所得，从而拒绝因利用社会与社会合作所应为或应当的付出。对中国宪法权利护卫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也需在两条轨道上进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主权系统担负着基本权利守护的使命，以人大为核心的治理主权系统则担负着捍卫非基本权利的职责，并且，政治主权系统对基本权利的守护也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与先决条件。
对机构型利益集团彼此竞争与妥协的个案分析，可参见王信贤：《论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部门关系——以〈反垄断法〉为例》，载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如薛军博士就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体制从来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私法相对于公法，民法相对于宪法，虽然各自都具有一些特质，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共同参与一个法秩序的建构，并因此分享着一些共同的价值判断。
三，所谓新类型的划分，是笔者的一种学术期许，尽管笔者已对中国宪法权利问题展开了研究（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尽管也吸取与借鉴了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新能否成为新，还需要学界同仁的评判。为了更清晰、简洁地解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与民法的关系，笔者准备围绕如下具体问题展开：第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与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从宪法权利一端来看，基本权利对民事权利设置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任何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都应当或有义务维护民事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如果违背了义务，则根据义务的强与弱、不可容忍与可容忍，对其施之于刑事、行政与民事制裁。基本权利的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公正社会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基本权利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其根本理由正如王海明教授所言：每个人的人权、基本权利之所以是优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因为赋予这一权利的每个人参加缔结社会的这一基本贡献，优先于、重要于任何其他贡献。在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民事主体可能忽视甚至漠视了社会本身的存在。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尽管中国已经开启了百余年的宪政建设历史，表现之一乃为一部部宪法的颁行，但这些宪法文本不仅与政治不相干，而且与法无涉，有的只是变化万端而被宪法包裹的权术运用，[75]由此中国社会也就进入了张鸣教授所说的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76]时期，体现在宪政与法治建设上，就是问题→立法→无效的结果与问题的再发现→再立法或完善立法的循环式建设逻辑与策略居于了主导与主流地位，而唯独不对中国实现法治与走向宪政的先决条件展开研究。当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必须坚持基本权利价值优先地位。
[29]倪洪涛博士对受教育权一词提出了质疑，认为受教育权正是支配文化和服从文化的病灶，进而认为在学生在未满18周岁时，要有限制的使用受教育权，而在大学时期，只能称之为学习自由或学习权（参见倪洪涛：《学习权论：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载胡肖华、倪洪涛等：《从失衡到平衡：教育及其纠纷的宪法解决》，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第11—12页。在对中国宪法形式做出简要说明的基础上，就可以对单一性中国宪法权利（以下简称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性中国宪法权利（以下简称复合宪法权利）的表象与形式内涵进行初步地界定与限定：所谓单一宪法权利，是指以政治性宪法形式为存在依据的宪法权利。
[17]这种结构性解释虽然在方向上明确了中国宪法的基本内涵，但若将其理解为宪法形式，还不够具体、明确，所以，还需要将之细化。每个人因为均参与了社会的缔结与创建，所以都对国家做出了基本贡献，以基本贡献为依据，就可将基本权利在学理上归纳为如下三类内容：因基本贡献每个人均便具有了相同的资格，所以也就应该享有平等的国民或公民地位，即公民的平等身份权，核心是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平等。
[10]由于本文论题是中国宪法权利，所以，在论证中不会涉及西方的宪法权利分类，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宪法权利虽然对分析中国宪法权利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但不能成为中国宪法权利分类的替代。[23]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这样的回答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因而也是无效的。[35]这种质疑具有相当的道理，试想：如果宪法权利不具有可直接主张性，都需要法律化后才可主张，那么，若公民赖以生存的最为基本的宪法权利（即笔者所说的基本权利）需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加以法律化，作为个体的人该以何为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宪法权利具有可直接主张性，既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但是否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具有可直接主张性，就需要分类来做出说明与解释。这种权利的基本内涵是公民通过各种表达行为来影响而非决定国家机构的立法、决策及各种具体行为。其次要解决的是安抚型国家与框架性国家之实践性问题。
非基本权利既为民事权利主体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为民事权利主体赋予了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当民事主体通过相应法律行为追求利益时，由于其乃是利用了社会与社会合作而成就了所得，所以，就必须在所得中对社会有所付出，即纳税，付出的数量完全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来确定。非基本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反哺或哺育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则，非基本权利的享有与实现是对基本权利中的平等身份权的具体化：没有政治参与权等政治性宪法权利，公民的政治主体身份只能流于口号与意识形态宣誓，从而不会具有实践价值。
郑广怀先生基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劳工关系的考察，建构了安抚型国家概念，并实证性地指出了其所包含的特点与要点：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维持现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如其认为基本权利是现实化的权利，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权利。
宪法权利是母权利，法律权利是子权利。[3]马岭：《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如果其他的国家机器要成功地跟着走的话，这一制度必须成为法治的先锋队（引者加黑——引者注）。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这种非基本权利，不仅在反哺着其他非基本权利，也在为基本权利做着不可替代的贡献。[1]将基本权利表述为宪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能够为以规范分析方法研究宪法权利奠定名义上的基础，也能够为依托成文宪法详尽阐释宪法权利的丰富内涵提供可能。二是言行分离，即国家更多采用政策实践来解决问题，而非按照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本身（政策文本）来解决问题，政策文本在实践中更多不是作为标准而存在，而是作为参照而存在。
[13]这是否意味着平等权对这几项权利具有居高临下的指引与保障作用呢？如果是的话，显然，林来梵教授的所谓分类在逻辑上仍然是混乱的。但仅仅提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划分，简单说明中国宪法权利形式分类与内容分类的对应性，在内容的丰富性上依然有所欠缺。
[25]参见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2—173页。在于飞博士《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一文中，基本权利、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等概念交替出现，但这些概念究竟是什么内涵，彼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论者对此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与说明，[53]这种情况势必影响到对基本权利内涵的把握，进而导致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解释走向偏狭。
所以，出于谨慎与学术防卫的考虑，就给新字加上了引号。所以，对中国宪法权利的类型划分就是设想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的学理前提。
